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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是，你要是去英文网站搜索，是找不到 Henry Beachell 有‘杂交水稻之父’这个头衔的。在这里，我特别强调一下：争论谁才是国际上公认的‘杂交水稻之父’，纯粹是掉进了中国人挖的坑。事实上，杂交水稻这项育种技术，让袁隆平以‘杂交水稻之父’成为老少皆知的超级明星，是由于种种时代的特殊原因，才被塑造成空前绝后的政治奇观。

李贞生发明出来的杂交玉米稻，在那个鼓励文盲群众搞发明创新的年代，在华国锋出面帮助袁隆平之前，推广得远比袁隆平更成功。而湖南和袁隆平后来在杂交水稻中的地位，与华国锋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。华在成为接班人之前，曾掌管湖南并负责全国农业，杂交水稻是少有的几个令人振奋的湖南农业大众科学的例子之一。

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、《地质之光》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告文学，让李四光和陈景润成为亿万人心中的偶像。袁隆平缺少动人素材，比如特别的磨难——毕竟批斗、游街、关牛棚、妻离子散这种受迫害知识分子的标准待遇，袁隆平一样没经历过，也没有遇到一位好的报告文学作家。八十年代初，袁隆平并未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英雄。

1972 年 9 月，农林部选择在长沙召开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，主场优势使袁隆平开始成为领军人物，1974 年，全国 13 个省区的科研单位被组织杂交水稻攻关，袁隆平任全国协作组组长。1976 年成为新领袖的华，面临着老同志们的压力，尤其后者挥舞着尊重科学和技术的旗帜，很符合时代的呼声。强调和突出杂交水稻的成就，对华有巨大帮助。杂交水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政治挑中的。

在问答环节，李小加就一些热点话题进行了解答。话题一：内地不是为了跟香港竞争频繁出规则有媒体提问，内地频繁出一些政策，跟香港市场的竞争，港交所有没有跟中央去做一些沟通。李小加说，我不觉得他们是为了跟香港竞争出了这么多规则，那样的话，把中国的证监会和很多监管当局的格局显低了。那么大的市场，这么大的事情，这么大的经济体，这么大的新经济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大事。因此这件大事，和香港的改革不是没有关系，但肯定不是因果关系。所以没有必要跟中央去沟通，也没有什么渠道跟中央去沟通。

原因或许很简单，常规稻种和杂交小麦之类，农民可以自己育种，做种子开发研究的，一个好种子自己只能卖一次。杂交水稻就不同了，必须每次都从我这里买。其实，隆平高科 2000 年上市，标志着农民低价获得杂交稻种的时代就此终结，而袁隆平和中国农民的关系，也早就不再是农民和帮助农民增产的人民科学家的关系，当时，湖南农科院和国家杂交水稻中心，居然变成了这家上市公司的科研基地。今天，隆平高科已成为中国杂交稻种市场最大的公司。